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走进行唐  > 人文行唐  > 行唐文化

中央工委在行唐上碑

稿件来源:石家庄日报 日期:2021-06-22
当年中央工委的临时驻地张家大院已看不到曾经的样貌
行唐县相关部门所立的“中央工委旧址”石碑
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的黄敬当年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中央工委1947年5月18日在行唐开会的情况
石家庄日报讯(杨惠玲 申卫霞)1947年5月上旬,中央工委进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行唐县上碑镇,从此开启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岁月。在行唐期间,中央工委指导了晋察冀的军事工作,并决定留驻晋察冀、定址西柏坡,同时为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进行了筹备工作。今年是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入驻行唐上碑七十周年,河北省晋察冀边区研究会会员、“中央工委在行唐”课题组组长、行唐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云平以翔实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还原了七十年前那段令人难忘的红色历史。
中央工委的临时驻地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以压倒性优势“进剿”陕北,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中央前敌委员会,继续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牵制敌人;由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中央工委(包括其辖下的中直、军直机关),向华北转移,完成中央托付的特殊使命。
中央工委来行唐上碑镇,是转移华北途中的一个既定安排——指导晋察冀军事斗争。当时,晋察冀军事工作还没有摆脱被动局面,急需中央的指导和帮助。时任中央工委副书记的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由他来指导晋察冀军事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朱德和刘少奇在平山封城村见到了正在指挥正太战役的聂荣臻。正太战役一结束,他们便一起赶回司令部驻地上碑镇。上碑位于行唐县城西北9公里处,是历史上有名的大集市和自然镇。1946年5月,冀晋原三、四专区合并为三专区,专区的党、政、军机关驻地就设在上碑镇。同年10月,晋察冀军区机关撤出张家口,决定对城南庄进行驻地建设。在驻地建好之前,晋察冀军区需就近考虑一个合适地点作为临时驻地,于是,行唐上碑就成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的最佳选择:第一,作为革命老区,这里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第二,作为传统集镇,这里具有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优势;第三,这里有冀晋三专区的党、政、军机关驻扎,相互间可以照应;第四,上碑镇西南街有一处张家大院可以利用,安置起来甚是便利。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占用的是张家大院的一部分,中央工委来了以后,司令部驻地又成了中央工委的临时驻地。刘少奇住西边北房院落,紧靠着的东边院落住着工委其他人员,聂荣臻与朱德一前一后同住正西房院。因为三处院落贯通,工委与军区联系甚是便利。
指导晋察冀军事工作
指导晋察冀军事工作,是中央工委来上碑的规定性动作。这种指导主要体现在思想作风整训、军区机构整编及具体战役战事指导三个方面。
中央工委对晋察冀军事工作的指导,首先是从战略思想的转变入手的。1947年6月1日《关于晋察冀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提到,5月上、中旬,聂荣臻在司令部驻地先后组织了纵队一级的会议一次、旅级的会议一次、团级的会议一次,“均以此次正太战役为中心,做了较有自我批评的检讨。”中央工委在肯定正太战役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歼灭战的不彻底性,指出晋察冀对于打大歼灭战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同时,中央工委在这里强调的另一重要战略思想就是群众战思想。在上碑,中央工委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群众战思想。朱德借“总力战”一词,深化了群众战的丰富内涵。
中央工委在上碑还作了作风整训。6月10日,朱德在冀中军分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把红军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一文,不仅重申了贯彻歼灭战思想的问题、建军的问题、总力战的问题,还有整顿纪律、转变作风的问题等。这些内容,是上碑军事会议关于思想整训、机构整编内容的间接反映,是对上碑军事会议内容的真实再现,是上碑时期战事谋划环节中津沧线战役的再准备、再动员。
此前,晋察冀军区曾有两次成立独立的野战军指挥机构,但存续时间都不长,撤销后归军区统一指挥。遇到具体战役,就由军区组织纵队实行临时的联合作战。这种军事体制极不适应打大歼灭战的需要,必须尽快从体制上、制度上进行改革,它是全面落实中央军事思想的制度保证。为此,中央工委到行唐之后很快就提出成立新的晋察冀野战军,结合后勤管理及军区职能转变进行综合整编。
中央工委在行唐还帮助晋察冀军区谋划了青沧战役,并对消灭石家庄第三军进行了前期规划。聂荣臻在5月19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文中提到:“依目前敌我态势和任务,我主力作战方向有四……我与朱、刘共同召集纵队首长讨论、分析,多数主张先打津沧线……因此,我们下一战役应拟定出击津沧线,攻占唐官屯、青县、兴济、沧县各点,消灭守敌,破坏铁路,调动分散敌人,并力求歼灭,能够吃掉之援敌,尔后依情况向三角地区或平保间发展,以拖住关内敌人不向东北增援。对石家庄敌,目前纵其向外布张,造成在外围歼敌条件,以便尔后全部消灭第三军。”
中央工委在行唐时期对晋察冀军区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从战略思想到军事体制、具体战役,都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对清风店大捷、石家庄战役的胜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华北的战略反攻作出了全面准备。
留驻晋察冀,定址西柏坡
留驻晋察冀,定址西柏坡,是中央工委转移华北途中的一个转折,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执意挽留的结果。
早在1947年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就已明确提到中央工委“经五台往太行”。这里的“太行”,指的是当时的太行区,它隶属晋冀鲁豫解放区,位于正太路以南,与晋察冀解放区之冀晋区毗邻。4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人员分配的通知》作出安排,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安子文率领工委辖下的中直、军直机关人员经五台直去太行。由此可见,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是有着明确指向的,那就是太行区。
当聂荣臻听说中央工委的去向后,极力挽留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其理由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晋察冀军事斗争的需要,希望就近得到中央工委的指导和帮助;二是强调晋察冀边区地理条件的适宜性,特别提到滹沱河一带物产丰富、军事斗争条件优越等等。
对聂荣臻的提议,刘少奇和朱德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人员进行了考察。朱德原卫士长齐明臣在回忆录中说,学术界流传着“三文一齐”选址西柏坡的说法,“‘三文’指的是潘开文、余光文、安子文,‘一齐’说的就是我。事实上,到西柏坡选址去的是潘开文、余光文和我,安子文没有参加选址。我们三个选址后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同意基本定了下来。之后,安子文又去做了详细调查,具体安排落实驻地建设等,他是工委秘书长,管得更细致。我想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有人把他当成选址人员的原因。”
2009年,“中央工委在行唐”课题组到天津采访,齐明臣当场为课题组抄录了写于当年的那首《选址西柏坡》诗:“上碑受命选址行,仙乡福地走西东。滹沱河岸访村镇,发现柏坡好环境。南向山水视野远,北靠卜岭居安宁。目标隐蔽宜保密,利于警戒与防空。应急进退交通便,相关村落可屯兵。人杰地灵正气旺,适做工委大本营。书就说明附图示,马上回返报详情。首长听罢表满意,选址任务告完成。”这首诗的第一句便是“上碑受命选址行”,证明了选址行动是从上碑出发的。
在考察的基础上,刘少奇和朱德向陕北毛主席做了详细汇报。毛主席看后非常满意,批准了朱、刘、聂的意见,从而使留驻晋察冀、定址西柏坡成为偶然中的必然。
这种偶然中的必然,为西柏坡革命圣地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为此后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西柏坡提供了依据。
筹备全国土地会议
中央工委在行唐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备全国土地会议。
从广义上讲,中央工委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都在为“开好全国土地会议”做筹备工作,而最具实质的筹备阶段是中央工委在行唐时期。
全国土地会议原本是要在延安召开的,因为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受中央委托,中央工委要全力开好全国土地会议。为此,在转移华北途中,从晋绥到晋察冀,中央工委一路都在搞调研。从沿途的所见所闻,身为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强烈感受到土改工作的不彻底已经严重滞后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彻底发动群众,完全割掉封建“尾巴”。
5月10日,冀晋区党委在上碑镇召开各地领导参加的会议,全面布置土改复查工作。5月中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行唐县上碑镇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亲临指导,对复查工作进行了再动员。5月下旬,中央工委从中组部、中央青委、新华通讯社等单位抽调了30余人,组成两个工作团,分别进驻农村指导土改。中央工委平山工作团在实践中提出,土地改革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党内问题,要“把土地改革和整党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并在实际工作中公开党支部,广泛吸收非党贫农代表列席支部会议,创造了在群众帮助下整党、通过整党推动土改工作深入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积累,成为全国土地会议的重要理论准备。
中央工委在上碑期间为筹备全国土地会议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宝贵的经验积累,对开好全国土地会议产生了积极作用。
除了立足晋察冀在实践中积累直接的经验外,中央工委还面向全国解放区,提醒各地注意掌握情况,发现问题,认真研究对策。
5月31日,朱德与刘少奇致电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七月七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会议通知的发出,标志着全国土地会议的组织工作基本就绪。
从5月上旬到达至6月上旬离开,中央工委在行唐上碑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央工委在此深化了对土改运动的考察,为全国土地会议作了准备工作;军事改革从实现打大歼灭战、应对阵地攻坚战的战略思想出发,提出了创新战争体制的任务,并在成立新的野战军机构、建立统一的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选址、定址西柏坡,为中央工委找到了合适驻地,为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行唐县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